作者：菲利普·阿吉翁、赛利娜·安托南、西蒙·比内尔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1956年8月17日出生于法国巴黎，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他早年在法国接受教育，1976至1980年就读于卡尚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1981年获得巴黎第一大学数学经济学研究生文凭，1983年获该校博士学位，1987年又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助理教授，随后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任职，2000年起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他还曾兼任《经济研究评论》和《转型经济学》等期刊的副主编。阿吉翁长期致力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是“创造性破坏”理论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在本书中，阿吉翁，以熊彼特范式系统剖析当代转型。他把“创造性破坏”置于核心，揭示技术革命、气候挑战与分化背后的创新逻辑，主张以竞争促创新，再以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稳就业、稳分配。书中用工业化与绿色转型案例，阐释金融与公共政策如何共塑包容性增长，回应全球化困境与资本主义未来；指出高通胀抑制研发，须碳税、绿色产业、消费者信息三管齐下引导企业，并强调弥合家庭背景差异、普及高质量教育，才能为持续创新备足人才。

一、创造性破坏与失业

创新会通过创造性破坏，即用新的生产活动取代旧的活动，加大还是减少雇员失去工作的概率？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确定。一方面，创新使某些业务活动变得过时，摧毁了部分岗位，把原先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推回劳动力市场。由于劳动力市场有摩擦，找工作的人不会马上得到新的岗位，失业率因此会上升。

但另一方面还存在相反的效应，创新制造了新的岗位，这有助于降低失业率。最后还有第三种所谓“资本化效应”，其含义是：更高的创新率带来更高的增长率。创造新业务的任何投资都是以未来的利润作为回报，随着经济的整体成长，这些利润将增长得越来越快。换句话说，增长率越

高，创造新业务就越有利可图，继而会产生新的工作岗位，以降低失业率。请注意这三种效应并非同步，工作摧毁效应在短期发生，工作创造与资本化效应则在更长期起作用。下文将指出，有关的舆论调查表明，人们经历的创造性破坏的负面感受确实多发生在短期。

下面我们转入对创造性破坏的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斯蒂芬·戴维斯（Steven Davis）与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研究了美国就业与企业的创造性破坏，受此启发，近期阿吉翁等人（Aghion、Akcigit、Deaton and Roulet）考察了美国各就业区内的创造性破坏与就业之间的关联。该研究采用的地方就业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创造性破坏率的数据则来自商业动态统计（Business DynamicsStatistics），包含地方层面的工作创造与摧毁率以及企业的进入与退出数据。创造性破坏率的计算方法是，把相应就业区内的工作创造率与工作摧毁率相加。这些比率的测算则利用美国普查局的长期商业数据库中包含的全体美国企业的信息。图11.1表明，在2005—2010年间，美国的工作创造与工作摧毁存在强烈的正向关联：工作摧毁率最高的地区也是工作创造率最高的地区。这恰恰符合创造性破坏的本意：工作的破坏与工作的创造之间具有密切联系。

上图描述了创造性破坏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联系。平均而言，在2005—2010年间有最高创造性破坏率的就业区也是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也就是说，身处创造性破坏率较高的就业区的人们在某些时点有更大的概率经历失业。然而，这一失业经历并不注定是终身性的，因为如图所示，此类就业区中的工作创造数量也更为密集。当然，创造性破坏毕竟意味着在某些时点面临更高的失业概率。

二、创造性破坏与健康

在本书第2章，我们考察了创新对解释全球层面的人均GDP起飞的核心作用，并观察到经济起飞同预期寿命起飞的同步性。这一重合意味着两个起飞有共同的起源。从表11.1中明显可见，创新对预期寿命提高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人均GDP的促进作用。该表包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人均GDP和预期寿命的变化情况。在1961—201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与预期寿命总体上都向发达国家趋同。

不过，预期寿命的趋同要突出得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的增幅是发达国家的2倍，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幅（377%）仅略高于发

达国家（324%）。

在1961—2017年间，预期寿命的趋同比人均收入更显著，这一事实与创新直接相关，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发现的青霉素和抗生素，以及这些发现带来的医疗进步传播到欠发达国家。安格斯·迪顿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历史发现：在1900年之前，由于婴儿死亡率较高，人们在15岁时的预期寿命高于其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不过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新疫苗的引进和其他技术进步，这一现象被逆转。与之类似，在1950年之前，预期寿命提高主要发生在儿童身上，而在此之后，50岁以上的人的预期寿命则大幅提高。虽然该进步有部分是源于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吸烟的减少，但创新依然功不可没。例如，治疗高血压的利尿剂的发明，使美国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死亡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减少，随后推广到其他发达国家。

总而言之，创新在20世纪让全球的人类预期寿命得以显著提高，并使富国与穷国之间乃至发达国家内部的预期寿命趋同。不过，创新的光明面因为黑暗面的存在而部分失色，这是下文的主题。

三、创新与健康：黑暗的一面

在《21世纪的死亡率与发病率》一文中，安格斯·迪顿与安妮·凯斯精确描述了近期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美国中年（50~54岁）非西班牙裔白人群体的死亡率在经过长时间下降后，从21世纪初期开始回升，而且自2011—2012年来明显加速（如图11.3所示）。

凯斯与迪顿强调的另一个惊人事实是所谓“绝望而死”现象的增加，意指由于自杀或物质滥用而死。图11.4显示了50~54岁的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由于绝望而死的比率的变化，以及同其他发达国家相同年龄段的平均死亡率的对比。在美国，该群体因绝望而死的比例快速攀升，而在其他发达国家没有出现对等情形。凯斯与迪顿指出，此类死亡的快速增加主要发生在低技能群体中。而前文已提到，这部分人群的工作与收入受创新的冲击最严重。

对于非西班牙裔白人死亡率的逆转趋势，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工作保障被削弱，并带来家庭不稳定加剧等后果。我们已告别了过去的世界——人们可以预期把整个职业生涯放在一家公司，从事一种工作，有确切的向上发展轨迹——走向一个创造性破坏成为惯例的新世界。创造性破坏尤其威胁到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贵族”群体，他们的工作、地位和收入丧失的风险加剧。这种风险感受导致的焦虑造成抗焦虑药品、阿片类药品与酒精的消费增加，继而使药品滥用、酒精中毒、肝

病与自杀的风险提高，这些都引发死亡率的上升。

丹 尼 尔 · 苏 利 文 （ Daniel Sullivan ） 与 蒂 尔 · 瓦 赫 特 （ Till VonWachter）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裁员对美国的死亡率有显著影响。该研究利用20世纪70—8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居民就业与收入的行政数据，并与1980—2006年的死亡率匹配，主要分析在失业前为同一家雇主至少连续工作3年的员工。发现这些员工的死亡率在失业后的1年上升了75%以上，并长期稳定在比未失业情形高出10%~15%的水平。该研究随后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潜在因素。从短期看，死亡率上升主要来自解雇导致的平均收入降低（50%~70%），以及收入不稳定性增加（20%）。从长期看，收入降低依然是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其后果是个人对健康的投资减少和慢性压力增大。

四、丹麦奇迹

有没有可能打破失业与健康风险之间的这种恶性循环，让人们更平静地度过失业期？亚历桑德拉·罗莱特（Alexandra Roulet）于2017年关于丹麦裁员对健康影响的有趣研究为此带来了某些希望。她指出，当国家采用较完善的安全网保护遭遇失业的群体时，裁员对健康没有负面影响。

丹麦与美国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1993年，丹麦在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中引入了名为“弹性保障”的新体系，它包含两个支柱。首先，企业的解雇程序被简化，例如给离职金设限额，很少发生诉讼，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灵活。其次，作为提高灵活性的补偿，有两种类型的保障：相当于工资90%的失业金（但金额有封顶），最长领取时间达三年；加上政府对职业培训的大力投资，让劳动者尽快掌握返回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技能。在这一研究中，罗莱特主要依据丹麦在1996—2013年的若干行政数据库，包括个人纳税记录、与员工信息匹配的企业层面信息、失业保险机构的数据以及死亡记录等。为测算失业对个人健康或药物上瘾的负面影响，她利用了抗抑郁药物或止痛药物的购买记录以及酒类消费作为指标。反映健康恶化的其他指标包括住院记录和医生的疾病诊

断记录等。罗莱特对比了在2001—2006年间关闭的就业机构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与就业机构未受影响但在其他方面（如年龄、工作履历和技能等）类似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结果表明，企业关闭似乎对各种健康指标没有显著影响，包括抗抑郁药物或止痛药物的消费以及找全科医生咨询的次数等。此外，该研究还发现，企业关门对其员工的死亡率也没有显著影响。丹麦与美国的对比意味着，制度，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安全网存在与否，对创造性破坏如何影响健康和预期寿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