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摩根·豪泽尔（Morgan Housel）

曾任金融数据网站The Motley Fool的专栏作家，风险投资基金Collaborative Fund的合伙人。他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开始撰写金融理财文章，以善于用故事讲透金融本质著称。这本书脱胎于他2018年一篇阅读量超百万的热门文章"金钱心理学"，后扩展为20章的完整著作。

全书围绕一个核心观点展开：金钱管理是一种"软技能"——你怎么做，比你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

这些故事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说明，"错一半依然能赢""财富是你看不见的那些东西"，以及，在金钱领域，极端的"尾事件"往往决定最终结果，而人性对概率的直觉理解常常是错的。

乐观主义就像花言巧语的推销员，而悲观主义仿佛提供帮助的好心人。出于一些我无法理解的原因，人们总喜欢听别人说这个世界要完蛋了。——经济史学家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保持乐观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世界在大多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越变越好的。不过，悲观情绪在我们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悲观情绪不仅比乐观情绪更普遍，听起来也显得更明智。悲观主义在认知上具有一种吸引力，因此人们对它的关注超过了对乐观主义的，而后者往往被看作忽视风险的表现。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乐观主义。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并非相信一切都会变得很好——那就变成盲目自信了。乐观主义是一种信念，相信就算过程中充满坎坷，随着时间过去，你心目中好结果出现的概率也比坏结果出现的概率大。乐观主义

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多数人早上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都是要更好、更有效地做事，而不是要搞破坏。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只不过在大部分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最可能发生的。已故的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用另一种说法阐述了同一个道理：“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可能主义者。”

现在，我们来说说乐观主义的孪生兄弟——悲观主义。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它。

以20世纪40年代末的日本为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使其在经济、工业、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遭受了重创。而1946年的严冬引发的饥荒则让每个日本人每天摄入的热量不足800大卡。想象一下，在这种时候，报纸上刊登了日本学者撰写的一篇这样的文章：请大家振作起来吧。我们将在有生之年看到如下变化。我们的经济体量和战争结束前相比增长了近14倍。我们的人均寿命几乎会翻一番。我们的股市将带来历史上任何国家都难得一见的回报。在接下来超过4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失业率都不会高于6%。我们将在电子产业创新和企业管理系统领域成为世界上的领导者。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变得很富有，将在美国拥有一些最昂贵的房地产。而且，美国人将成为与我们联系最紧密的盟友，并将努力借鉴我们在经济方面的一些远见。

发表这类言论的人会立即遭到其他人的嘲笑，并会被要求去医院看看脑子。

请记住，上面这段文字描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一代日本人的真实经历。这种和帕纳林的论调恰恰相反的乐观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感到很荒诞，可悲观论调却让人感到它是很可能发生的。悲观论调听起来似乎比乐观论调更富有智慧，所以也更具说服力。

如果你告诉人们一切都会变得很好，他们可能会不以为然，或者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你。但如果你说他们正处于危险中，你就会获得他们的全部注意力。

如果你发表了我们将面临严重经济衰退的言论，会有媒体打电话联系你；如果你说经济增速将一如既往，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如果你说我们距离下一次大萧条不远了，会有电视台请你去做节目；但如果你说经济前途一片光明，或者市场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或者一家公司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评论人士和旁观者的普遍反应可能是认为你不是打算营销什么，就是对风险无知到了可笑的地步。

多年来，财经媒体深谙这一规律。如今的媒体上充满了对未来的悲观论调，但这些论调出现的背景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股市市值增长了1.7万倍（包括股息）。

在涉及金钱的领域，悲观主义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的确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理由，才不会被悲观主义牵着鼻子走。

其中一个原因是出自本能，我们无法避免的。丹尼尔·卡尼曼表示，人类对失去的过度厌恶是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保护机制。他写道：在进行直接比较或权衡时，失去带给我们的精神影响比得到更大。这种积极和消极的期望或经历之间的力量不对等现象有着演化方面的原因。相比机遇，对威胁反应更快的生物成功生存和繁殖的可能性才更大。

不过，在金融领域，导致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更容易出现、更普遍也更具有说服力的，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金钱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所以金融领域发生的消极事件往往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吸引每一个人的注意。很多问题，比如天气，就不属于这种情况。袭击佛罗里达州的飓风不会对92%的美国人造成直接危害，但经济衰退则可能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所以我们自然会格外关注后者。

比如股市，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家庭直接持有股票， 但即使是那些不直接持有股票的家庭，在股市的波动经过媒体的大肆渲染以后，也会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作为心中第一位的经济晴雨表。

如果股市上涨1%，也许只有晚间新闻会简单地提到一句。但是如果股市下跌了1%，就会有通常为红色的加粗大写标题大肆报道。这种不对等性是很难避免的。

虽然很少有人会去问或试着去解释股市为什么会上涨——人们总会觉得上涨是理所当然的——但当股市下行时，人们却总会想尽办法去解释其下行的原因。

是因为投资者不看好经济增长吗？

是因为美联储又把事情搞砸了吗？

是因为政客们又做了错误决策吗？

是不是还有更糟糕的问题在后面？

为经济下行找原因，会让它更容易成为人们讨论和担忧的对象，也会让人们更容易展望未来走向，编织出悲观的故事——这种故事的内容常常大同小异。

第二个原因是，悲观主义者在推测未来趋势时经常没有将市场会如何适应局势纳入考虑。

经济学中有一条铁律：极好和极糟的环境都很难长期维持，因为市场的供需会以很难预测的方式对环境进行适应。

我们很容易做出糟糕的情况会持续的预测，而且这样的预测很有说服力，因为它不需要我们去想象世界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但是错误总会得到纠正，人们也一直在适应环境。眼前的问题有多糟糕，人们解决问题的动力就有多强——这是经济史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却很容易被悲观主义者忽视，因为他们的预测一直是简单粗暴的。

第三个原因是，进步发生得太慢，让人难以发觉，但挫折却出现得太快，让人难以忽视。

生活中有很多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悲剧，但很少有在一夜之间诞生的奇迹。

增长是由复利驱动的，而复利通常需要时间。毁灭却可能由独立的致命因素导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它也可能由失去信心引发，而信心可以在一瞬间崩塌。

表达悲观论调的文章更容易写作，因为其内容往往更有新意，且只需要关注最近发生的事件。乐观的叙述则需要回顾漫长的历史和事物发展的进程，而人们总会忘记这些事，并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将分散的事实联系起来。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商业领域。我们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认识到一种产品或一家公司的重要性，但失败却能在一夜间发生。

在金融领域，如果在6个月的时间里，股市下跌了40%，美国国294会就会启动调查。但如果在6年的时间里，股市上涨了140%，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这点。

在个人事业方面，一个人的声誉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去经营，但小小一封邮件就能将其毁灭。

在舆论场上，悲观主义的短暂痛苦大行其道，乐观主义的强大拉力却无人在意。

这再次凸显了我们之前谈到的一个观点的重要性：在投资中，你必须认识到成功的代价——在长期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波动和损失——并做好为其买单的准备。

2004年，《纽约时报》采访了科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霍金患有无法治愈的运动神经元疾病，从21岁起便身体瘫痪，无法讲话。霍金通过电脑告诉采访者，把书卖给非专业读者是一件特别令他兴奋的事。

“你总是这么开心吗？”采访者问道。

“我对生活的期望在21岁时便归零了。那以后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意外收获。”他说。

如果你的期待值过高，那么当前条件下最好的结果在你看来也是平淡无奇的。悲观主义降低了对事物的期待值，缩小了可能出现的结果和你期待的最好结果之间的差距。这也许就是悲观主义如此吸引人的原因。一旦结果与预期相反，事先做好最坏打算就成了让自己感到惊喜的最佳方式。

多少有些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种自我安慰，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倒是挺乐观的。

1936年，海因茨·贝格鲁恩（Heinz Berggruen）逃离了纳粹德国，定居于美国，然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文学。根据大多数人的描述，他在年轻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但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无论从哪个标准衡量，贝格鲁恩都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艺术品交易商之一。

2000年，贝格鲁恩将他收藏的毕加索 、布拉克 、克利 和马蒂斯的众多作品中的一部分以1亿多欧元的价格卖给了德国政府。这笔交易因为过于划算，实际上被德国政府看作一笔捐赠——这些藏品的私人市场价超过了10亿美元。

一个人能收集数量如此庞大的杰作，实在令人感到震撼。艺术是一个标准非常主观的领域。为什么有人能早早预见到未来什么样的作品会炙手可热？

你可以说，他靠的是眼光。

你也可以说，他靠的是运气。

一家投资公司地平线研究集团（Horizon Research）对此提供了第三种解释，而这种解释对广大投资者也有重要的启示。

“伟大的投资者会买入大量的艺术品。”这家公司在报告中写道，“这些藏品中的一小部分最终会成为价值连城的作品。当投资者持有这些藏品的时间足够长，这系列投资组合的整体收益就会趋近其中表现最好的部分的收益。发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伟大的艺术品交易商就像运作指数基金一样，会买入所有能买的艺术品，而且是以投资组合的形式购买，不是只在遇到喜爱的单品时购入。然后，他们只需要静静等待其中的优质标的脱颖而出就够了。

这就是贝格鲁恩成功的秘密。

也许像贝格鲁恩这样的人一生收藏的作品中有99%最后都没有升值，但只要剩下的1%是毕加索这种大师的作品，那么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了。贝格鲁恩可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赌对，但最终仍然能得到令人惊讶的好结果。

在商业和投资领域，许多事情都是如此。尾事件（tail event）在这些领域中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低发生率、高影响力的少数事件成了决定结果的主要因素。

即便你明白其中的数学原理，这一点或许仍然难以理解。一个投资者在一半的时间里都看走了眼，最后却仍然能致富，这个事实是不符合直觉的。它也意味着我们低估了许多事物失败的频率，所以当失败发生时，我们就会反应过度。

任何规模巨大、利润丰厚、声名远播或影响力深远的事物都源自某个尾事件——从几千甚至几百万个事件中脱颖而出的一个。我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事物，即尾事件的结果上。而当我们关注的焦点只有尾事件的结果时，我们就很容易低估尾事件本身的稀缺和强大。

有些产业很明显是由尾事件驱动的，比如风险投资。如果一家风投公司投资了50个项目，他们可能会预期其中一半项目以失败告终，有10个项目表现较好，而只有一两个会非常成功，带来100%的资金回报。一家公司关联风投（Correlation Ventures）曾经研究过相关数据，发现在2004年到2014年的超过2.1万起创业融资中：65%是亏损的；2.5%获得了10～20倍的回报；1%获得了超过20倍的回报；0.5%——大约是这2.1万家企业中的100家——获得了超过50倍的回报。这样小的部分，却是风险投资行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你或许会觉得，这就是为什么风险投资被称为“风险投资”。每个风险投资从业者都深知这一点。绝大多数创业公司都失败了。这个世界只垂青其中的一小部分，让它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少数几件事影响主要结果”的道理不仅适用于你投资组合中的公司，也适用于你作为投资者的个人行为，是其重要影响因素。

拿破仑对军事天才的定义是“当身边所有人都进入非理性状态时还能继续正常行事的人”。

投资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的投资建议都是关于“当下”的。此时此刻你该怎么做？现阶段哪些股票适合买入？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下”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作为投资者，你今天、明天或下周做的决定远不如你一生中个别几天做的决定重要。这几天可能只占据了你一生中1%甚至更少的时间，而这些时候，你周围的人可能都处在非理性状态下。

想一想，如果你从1900年开始每个月存1美元，到2019年会发生什么？

你可以按月把这1美元投入股市，无论股市表现如何。哪怕经济学家们叫嚣着经济要衰退或者新一轮的熊市要来临，你依然坚持投资。我们假设这个“你”名叫苏。

但或许在经济衰退时投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那么你就在非经济衰退时期每月投资1美元，而到经济衰退时期则把所有股票都卖出，把每个月需要投资的钱以现金的方式存下来，等衰退过去后再把这些钱投入股市。我们假设这个“你”名叫吉姆。

又或者经济衰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你吓退，然后你又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拾信心，返回市场。那么你在经济尚未衰退的时候每月投资1美元，在经济衰退开始6个月后把股票全部卖出，等经济衰退结束6个月后又回到股市里。我们假设这个“你”名叫汤姆。

从1900年到2019年，这三位投资者最后各会得到多少钱？

苏最终得到了435,551美元。

吉姆得到了257,386美元。

汤姆得到了234,476美元。

苏的收益遥遥领先。

从1900年到2019年共有1,428个月，其中只有300多个月处于经济衰退期，因此在这22%的经济衰退或接近衰退的时间里，苏始终保持冷静，最终比吉姆或汤姆多赚了差不多四分之三的钱。

举一个时间更近的例子：你在2008年末到2009年初这几个月里的投资表现，可能比你从2000年到2008年的全部投资行为对你收益的影响都大。

因此，一个投资天才也应该是一个当身边所有人都进入非理性状态时还能继续正常行事的人。尾事件驱动一切。

当你认可“在商业、投资和金融领域，是尾事件驱动一切”这个事实后，你就会明白，很多事会出错、瓦解、失败或消亡其实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在选择股票时有出色的判断力，可能你一半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可能你关于产品和战略的一半想法都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投资者，可能你大多数时候的投资收益还算可以，但很多时候会很糟糕。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雇员，在经过三番五次的尝试和试验后，你终究会在适合自己的领域找到适合自己的公司。上述一切的前提是你很优秀。

彼得·林奇（Peter Lynch）是当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如果你在这个行业表现非常出色，那么你的想法在10次里也不过只有6次是对的。”他曾经这样说。

在某些领域你需要每一次都做到完美，比如做飞行员。在另一些领域你需要在大多数时候做得很棒，比如在餐馆里做厨师。

但在投资、商业和理财领域，情况完全不同。我从投资者和企业家身上学到的一点是，没有人能每次都做出正确的决定。商界最惹人注目的人物往往会想出非常多糟糕的点子，还总会去将其付诸实践。

以亚马逊为例。从直觉角度出发，你不会认为一家大公司发布一款失败的产品是很正常且完全可以接受的。你会凭直觉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家公司的CEO应该向股东们道歉。但在亚马逊推出Fire Phone这款灾难性的产品后不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表示：“如果你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失败，那么我们现在可正在着手准备更大的失败。我不是在开玩笑。有几个项目可能会让Fire Phone的失败显得不值一提。”

至于为什么这件事是违背直觉的，部分原因是，在大多数领域内，我们只会关注最终的产品，而看不到在尾部成功产品的诞生过程中产生的损失。

投资也是如此。我们很容易知道沃伦·巴菲特的金融净资产有多少，或者他的年回报率有多少，甚至是他最优秀、最著名的投资项目有哪些。它们就摆在明面上，人们讨论的时候也只会讨论它们。

对他职业生涯中的每一笔投资进行统计是件很困难的事。没有人会去讨论那些看走眼的选择、失败的业务和糟糕的收购，但它们也是巴菲特投资故事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尾事件主导成功”的另一面罢了。

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013年的股东大会上，沃伦·巴菲特表示，自己一生中持有过400～500只股票，而收益中的大部分来自其中的10只。查理·芒格接着说：“如果去掉几笔顶级投资，公司的长期业绩表现其实相当普通。”

当我们特别关注某些榜样的成功时，我们就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成功来自他们全部行为中的一小部分。这种忽视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失败、亏损和挫折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或许我们真的做错了。或许我们没有做错，我们的错误率和投资高手们的其实没什么差异，只不过当他们选择正确的时候，他们能抓住机会，表现得比我们更好。但他们犯的错误并不会比你我这些普通人少。

“重要的不是你对了还是错了”，“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曾说，“而是当你对的时候，你能赚到多少，或者当你错的时候，你会损失多少。”你即使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依然能赢。